唐代这个时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各类诗歌均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局面，而“离别”又是唐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中国自古以来极其重视人际交往，喜团聚、恨别离是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传统心理,我们常说“生离死别”,恰恰表明了我们很重视这些。
也许一次短暂的相聚会使我们喜乐得忘乎所以，而不经意的离别会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内心始终留下了一个疙瘩,于是别离成为人生中的大事,尤其是对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而言。
在离别时赋诗作别,既是友情的见证,也是诗人心灵的感性反映。在不知不觉学习唐代各个时期诗人的离别诗时,却偶然发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了这些阶段：
一、初、盛唐时期：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开明的政治制度、经济的稳定繁荣、国力的强盛等等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都为诗人的积极外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诗人们的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开阔与自信。
特别是盛唐时期的诗人,盛唐文化里包容天地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势使他们具有开阔的胸襟，从而这一时期的离别诗普遍具有宏伟壮阔的意境。
盛唐时期的诗人几乎都有漫游的经历,李白在《赠裴十四》里说道的“万里写入胸怀间”并非完全是夸张与虚构，由于胸中有大山大水，笔下自然开阔。既然具有开阔的胸怀，就不怕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正是因为胸中有这样一种吞吐天地的大志，所以暂时的离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上心了，这种大志缓解了离别中的感伤情绪，使情感反而变得雄健浪漫起来。
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里说道：“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王维在《送张判官赴河西》里说道：“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其中都展现了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气势纵横、音韵铿锵。
这时期就算是贬谪之诗,情感也是乐观积极的。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里的“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清代赵殿成点评此诗说:“送人迁谪,用贾谊事者多矣,然俱代为悲忿之词，惟李供奉《巴陵赠贾舍人》……可为用事翻案法。”
另一方面是诗人对自身道德才学的自信。孟浩然的“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和李颀的“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也说明了诗人对自身道德才学的自信。
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道：“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他还经常自我标榜道：“谈笑安黎元”、“谈笔静胡沙”。
因为自信,诗人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因为自信,诗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目标：参加科举、游学游历、征战边塞、从军入幕等等，有时甚至故意归隐，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取功名、建功立业。也正因为这份功名情结，他们可以超越短暂时离别的苦难和平庸。
功名面前，离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这一时期诗人是积极入世的。
二、中唐时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安史之乱以后，“渔阳颦鼓”击碎了大唐盛世永续的遗梦，梦醒后的士人们还处于惊魂未定时期，他们来不及接受大唐由盛一点点衰落的现实。
然而就在中唐前期，一些诗人的离别诗作还带有盛唐传承下来的风韵。李端《送王副史还并州》中的“戍烟千里直，边雁一行斜”令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卢纶《送饯从叔辞丰州幕归嵩阳旧居》中的“屯田布锦周千里,牧马攒花溢万群”则展现了草原的壮美的景象，明代的胡应麟评价此诗道：“妙境往往有不减盛唐者”。
这一时期，一些离别诗作中也经常体现出诗人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与向往。“男儿须聘用，莫信笔堪耕”、“劝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岂作书生老,当封万户侯”,都是慷慨激昂之句，气势雄浑。
然而随着局势的动荡与混乱，诗人内心极为纠结，面对江河日下的大唐，他们也有过匡扶济世的理想，但积重难返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的美梦，理想的幻灭使他们陷入到了苦闷迷惘之中。
钱起在《寇中送马归洛》里说道：“旅思蓬飘陌，惊魂雁怯弦”；崔峒在《送贺兰广赴选》里说道:“而今用武尔攻文,定应衡镜却惭君。”，这应该是这一时期诗人的共同心理写照。
在这样心理弥漫下的离别诗，便带上了悲愁、感伤、凄冷的冷色调。中唐诗人也多以“清”、“闲”等字来祝愿或赞誉为官者,韩翃曾祝愿崔过：“到官无一事，清净有诸侯”；卢纶赞誉卫司法：“年少无一事，官闲有政声”；戴叔伦赞赏韦评儹:“由来居物外，无事可抽簪”。
在这样的时期和诗人这样心理下，就和盛唐时期的积极入世有了根本上的区别。这一时期，就是随遇而安，有功业了更好，没功业也行，反正活下去都行。有消极出世的一面，也有积极入世的一面。
三、晚唐时期: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晚唐时期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残破的社会、昏暗的政局和衰落的科举使士人们陷入了颠沛流离，这极大地挫伤了他们对人生的热情，甚至陷入了绝望之中。
衰朽的社会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建功立业的平台和机会，反而给他们送来了无穷的灾难与恐慌。他们带着命运的衰亡退居坚守于心灵的一隅，带着末世的悲哀走向消沉，在山水间勉强度日。
然而局势的持续动荡与混乱，使诗人对生命的热情渐渐消沉，所以晚唐前后时期期一些诗人的离别诗作已经没有了盛唐的余韵。
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在自己构筑的心灵世界里发出微弱的慨叹与惆怅，这也是诗人对人世、生命审视之后的冷静而深挚的情感流露。
追求闲适是晚唐诗人安顿心灵、拯救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退回内心后的自我放逐，最终使他们共同走向了隐逸。他们逃避现实又超越现实，不再追求名利、不再害怕孤寂，从而安贫乐道，安居于心里的一隅，选择隐逸。
在晚唐离别诗中,常常可以见到渔樵躬耕、吟诗煮茶、抚琴作画、坐禅论道的描写。他们通过构建一种清静、幽寒、平淡的诗境来寄托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再悲愁，遂而使他们走向了一种闲情逸致。这就是他们寄托生命的方式，也是化解愁绪的方式。
如韩翭在《赠隐逸》中说：“风吹窗纸尘侵砚，鸟斗庭花露滴琴。”、许浑在《送段觉对杜曲闲居》里说的那样：“苔侵岩下路，果落洞中泉。”
初盛唐时期那种饱满的热情和壮大的胸襟已渐行渐远，他们有的只是细腻的情感和敏感的心灵。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诗人选择了出世，偏居一隅，寻找内心深处的那一点点微弱之光。
总结
从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一共二百八十九年。在这大唐二百八十九年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由最初的一个初生于萌芽中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的帝国再到最后的衰败，听起来就难以想象。
个体总是慢慢随着大环境、大的时代背景而发生着改变，唐代的诗人也是如此，他们从最初的积极入世到后来的随遇而安再到最后的出世，无一不反映出了在大时代变化下的心路历程，体现在离别诗上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沧浪诗话校释》、《王右丞集笺注》、《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美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