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老湿
傍晚，流浪菌一如往常从睡梦中醒来，拐上第五大街22号，寻觅晚餐。它会惊讶地发现昔日辉煌的食堂竟似被强拆一般，轰然倒地，只剩下殷虹的血污，仿佛一抹夕阳。
流浪菌啊，实在对不住了，抵不过房地产商的威逼利诱，我没能守住这座进化留给我的最后遗产，拔出了这颗化石一般的“智齿”，害得你没了用餐的地方。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你最好赶紧往高地去，舌头或者上颚去躲一躲。我一想到你，就无法控制我的潮汐，我怕汹涌的唾液将你淹死在牙床上。
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牙医了。记得二十多年前，那时还小，父亲还在，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国营造纸厂还没有倒闭，正是欣欣向荣的光辉岁月。作为工厂子弟，读书，看病，全可以在厂里解决。那时大概是换牙的季节，没有自然脱落，于是母医院。之所以肯定是母亲，我知道恐怖的事情总是需要母亲的安慰和陪伴，而父亲本身是某种威严和恐惧的化身。
那次是医院的口腔科，之前最多也就是打打针，挂挂盐水的小打小闹。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看到一件件闪着金属光泽的刑具被一一推出来亮相时，那灼热的灯光照得我满头大汗，下体失禁。我转头看了一眼母亲，又看了看带着口罩看不出表情的医生，用手示意，想要撒尿。大概是我第一次体验吓尿是什么感觉。我从手术台上滚下来，又从门缝里钻出去，没有问厕所在哪里，医院大门，一路沿着金黄的田野，朝来时的方向狂奔而去。
母亲是骑医院，大概骑了十分钟。而我往家跑的一路，似乎无穷无尽，要耗尽一生。那条路两边都是稻田，我幻想着等母亲发现，可能会带着医生护士们一路追过来，于是就钻进田间小道。以致多年以后的梦境里，还经常出现这样的逃亡场景。那条路后来我走过无数次，看着路边的水稻收割，厂房坍塌，高楼拔地而起。记忆模糊，路标凋零，我再也无法找回那条逃亡的小路。
多年以后，再次躺在手术台上，在探照灯亮起之前，我就本能地闭起眼睛。医生跟我年龄相仿，看我这个年龄还没有医保，必须用母亲的账号，大概心生好奇，便在等麻药奏效之际询问。我说我是一个流浪诗人，常年流亡海外。这牙齿一个月前在墨西哥就疼痛不已，奈何经济窘迫，舍不得拔除。医生更加好奇起来，那靠什么生活？
我就给他讲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曼德尔斯坦姆。诗人们，总归是穷困潦倒的。但幸运的是，总还有些人喜欢。像曼德尔斯坦姆，他就借宿于喜爱他的读者们家里，这个城市住两三个星期，厌倦了，就换一个地方。最好的情况，就是那些含蓄的政治讽刺诗被领袖读到，被赐予流放劳改的奖赏，包吃包住，不愁生计。最后或死在流亡的路上，或死在监狱，死亡有国家包办，不必担心买不起墓地。
可惜我的读者太少了，还没法惊动中央，只能自我流放。
麻药渐渐起了效果，牙床沉睡，睁不开眼睛。“医生啊，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我说我想上厕所了，请不要让我去！”
我闭上眼睛，任由装修队进驻我的嘴里，幻想着是米开朗基罗要用我的牙床，重新雕一座《哀悼基督》。渐渐的，我感觉自己是躺在电影院的躺椅上，银幕上放的是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张国荣饰演的旭仔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旁白是那只著名的无脚鸟。他似乎在靠这段话，这个比喻，告慰自己，继续活下去。
电影里几乎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夜晚，他总是问起时间，总是得到回答，凌晨三点。在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刻，唯有他们几个，起来，占有整个空出来的世界。
耳边还是电锯般摩擦的声音，打磨在牙齿上，像在打磨一块石碑。那石碑刻着父亲的名字，和一个鲜红的十字架。我也喜欢深夜，喜欢寂静无人的街。有一次走的远了，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墓地。循着月光，找到了父亲的墓碑，在第九排最靠边的位置，我帮他选的位置。快两年了，又多了一排邻居。月光下，父亲像坐在露天电影院里，看着斗转星移。这漫长的长镜头，大概会约等于永恒。
父亲，从你走后，我又在地球漂泊了好些地方，好些岁月，留下了一些文字和美好的白日梦。不要担心你的儿子，作为一个流浪诗人，他最差的命运也不过像曼德尔斯坦姆，死在海参崴的监狱，活在人类长久的记忆中。我本以为自己也是一只无脚鸟，无法落在大地上，时常想要纵身一跃。但一想到上帝以提早带走你的方式，来给我启示，是要我在这世上活出真自由，我便放弃了这样的念头。
一个戴口罩，穿白大褂的阿姨拿着清洁工具走进来，说电影结束了，后面没有彩蛋，还把一颗带血的牙齿塞在我手里。我环顾四周，已经空无一人。我慢慢从我的座位起身，9排一座。我想从父亲永恒的视角，时常看看这转瞬即逝的世界。
擦身而过的时候，不知何故，我回头问了一句：“我想上厕所了，但是厕所在哪里？”
后记：拔牙之后，半个下巴肿胀，像《灌篮高手》里的安西教练。而幻想中的自己，时常帅得像风华绝代的哥哥。命运对德国队的打击，正如对我的安排，谷底探险。正好安心在家，过个暑假，像十二年前刚参加完高考，面对世界杯的兴奋，心无杂念，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正在等待自己。不去担心未来，大概就是此刻最大的胜利。
